淸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淸廷的皇帝福临正式举行亲政仪式,终于可以正式掌握淸廷的大权。虽然说和另一时空相比，福临亲政的时间要提前了大半年，但这时清廷的国土面积，也减少了大半。而清廷的群臣虽然都向福临表示了恭贺，但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想着，福临的皇位还能够坐多久。
日本、朝鲜的军队这时都己经离开了中国，只留下少数几个人还在北京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正好也赶上了举行福临亲政的仪式，因此也都对福临亲政表示了恭贺，总算是使福临的亲政仪式上有外藩的朝贺，也可以借此吹虚一番了。而清朝的另一位盟友荷兰，早就己经不在北京了。
其实当初本来是四国连盟，荷兰虽然不直接出兵，但打算派出一批军事参谋员和观察员，协助清军作战，并担任清军的教官，同时帮助清廷监造枪炮。
但在荷兰军官和多尔衮讨论战术的时候，双方才发现，互相之间的战术思络相差极大，虽然荷兰也算欧州近代军事革新的先锋，但在本质上还是受欧州的传统影响，主张以大型会战为主，改变的只是作战技术和军队的专业化，正规化。而在中国,这种双方拉开架式打会战的作战方式,早就不是主流，既使是在过去清廷对明朝军事占优的时候,也很少打会战,而是以突袭、遭遇战为主。结果双方根本就谈不到一块来。因此多尔衮也不想带荷兰人参战，而是把荷兰人留在北京帮助训练军队，监造武器。
后来南京政府终止与荷兰的贸易，驱逐荷兰商人，接着又以武力驱赶台湾的荷兰人，而这批军官在北京呆着乜沒意思，因此决定到台湾去助战，而清廷本来对荷兰人也不怎么重视，于是也沒有挽留，因此荷兰人根本就没有参加中原大战，早就离开中国，去了台湾。
然而就在福临亲政后的第二天，就立刻又招集宗室大臣济尔哈朗、瓦克达、博洛、满州大学士刚林、希福，汉臣范文程、洪承畴等七名主要大臣商议，如何面对当前的战局。
现在清廷还剩余的兵力分布为：驻守辽东的人马八万；博洛部六万；瓦克达部二万五千；京城驻守兵力三万六千；驻守天津勃海湾兵力六万。再加其他的地方兵力，满打满数，也不到三十万。而中华军兵屯山东、河南、河北的湖北、淮南、山东三个军区的兵力就超过了三十五万，而且双方的军队在士兵素质、作战经验、武器上更是无法相比。因此如果这个时候中华军举兵北进，清廷根本就招架不住。
虽然说现在中华军并没有向北方发动进攻，但懂军事的人都知道，一来是天气进入冬季，并不是出兵打仗的好时间，而且中华军一下占领了那么多的地盘，也需要一段时间来稳固，因此等到眀天春暖花开之后，中华军就可以出动大军，向北进攻的。
以前福临虽然知道战局危急，但毕竟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现在仅从双方的兵力对比上，就可以看出，清廷所处的局面是何等的恶劣，这还不算双方的财力物力，因此亲政之后的愉快心情也所剩无几，甚致还有些后悔，要早知是这样，就不该急着亲政了。
七位大臣到齐之后，福临也直接开门见山，向众人询问现在应该怎么办。
而七位大臣听了皇帝的问话之后，也都是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后来范文程到是上奏了一回，建立朝廷立刻招筹士兵，训练士卒，打造军器，并严守各地的关隘，以拒中华军。
就连福临都知道，这话等于没说一样，想招兵上那里去招，因为年年征战，到了这时，满州八旗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已经死伤殆尽，根本不可够再招到多少人马，而汉蒙八旗的人口本来就不多，而且也损失了不少，绿营到是还可以招到不少人，但福临对他们又不放心，怎么招乐。这还只是兵源的问题，就算是招齐了兵，还要训练、武器装配，军饷口粮，都是问题，而留给清廷的时间也并不多了。
但范文程说完之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福临又等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点名道：“洪爱卿，你说该怎么办？”
其实原来福临对洪承畴并不怎么感冒，因为他是多尔衮的心腹，又是汉臣，当然不会受福临待见。但这一次洪承畴在支持福临亲政的斗争中的表现，还是让福临比较满意，因此对他的厌恶也大为减少。而且庄太后也一再劝告福临，洪承畴的才智、见识、阅历在大清都是不可多得，而且他本是明朝的降臣，熟知汉人的事务，当初投靠多尔衮，不过是迫于形势，如今的满朝大臣，在当时有几个不到向多尓衮后，不要以此为虑，在如今大清的危难之时，一定要多重视洪承畴的意见。
庄太后的意见，福临到也不敢轻视，于是又把洪承畴以前所上的凑章，还有经历都找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也觉得洪承畴的见解、眼光确实不错，比大多数满洲大臣，还有关外八旗汉臣确实强得多。在最初第二次南征之前，他就极力反对，认为并不是进行南征的时候，大清还需要休养生息，而当时清廷无人听从，结果淸廷的第二次南征失利，国力大损，而商毅才乘势崛起，以浙江一地，占领了长江六省，组建南京政府，自立靖北王。如果当初多尓衮能听洪承畴的建议，能够缓行南征，让清廷多积累几年，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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