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忠介公年谱》中载，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 “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凛凛竟饬, 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 至移他省避之”。这种让贪官污吏、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
然而, 属下挂冠求去, 大户外逃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得以实施，最终黯然收场。
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切齿痛恨能够不以为意，名臣士林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却不啻晴天霹雳。
爱惜羽毛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清议对自己的褒扬，而这种批评却无疑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他们所谨守的东西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真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贪我独廉”使然吗？
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道德洁癖、偏激的个性和强硬的手腕是其不见容于当世、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
“宋朝有两个大人物，一个岳飞，一个秦桧。”叶原先缓缓在那说道：“南宋高宗确有反对和惩治贪污腐败的嘉言懿行。他说，‘惟于赃罪则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容情请托，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宋哲宗时名臣邹浩之子邹栩知处州，犯入己赃。宋高宗‘蹙頞久之’，说“‘元祐间有声称，其子乃尔’，“既犯赃法，不当赦，可特免真决，仍永不收叙’。单凭上述记录，似乎也表明宋高宗对惩治贪污腐败是认真的。 然而宋高宗极为猜忌并最终杀害的岳飞，无疑是十分清廉的......”
叶原先冷笑一声：
“岳武穆也是我敬重的人，他有一句曾对皇帝面奏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依凭丰厚的收入，岳飞要铺陈豪侈的生活，决无丝毫困难。但他不仅一钱不私藏，还常以私财补贴军用。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定谥时，议谥的官员说:‘虽上赐累钜万，毫不以为己私’。他们不由感叹说‘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岳飞在国难当头的卓尔不群的品行，其实在皇帝看来，恰好是反映了岳飞的野心。宋高宗所宠用的只是如张俊等庸将和贪夫，他们玩物丧志，反而使皇帝较为放心，在他看来，有贪心即无野心。张俊大约是南宋初的首富，喜置田产，故江、浙间两淮岁入租米仅百万石。及死，诸子进黄金九万两。
而秦桧呢？至少也是南宋初的最大贪墨官僚之一。宋高宗对他的贪污行为并非不知，但宋高宗当时隐忍不发，等到秦桧死后，皇帝下决心在朝廷清除秦党，却又下诏对秦桧、秦熺父子等赃罪并免追究。 其他如宋高宗宠用的宦官冯益、陈永锡、康谞、张去为等人的处置，也都是如此，则其惩治贪污腐败的虚伪，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建炎、绍兴之际，贪污腐败政治的最大保护伞，正是宋高宗本人的皇权。 江州知州汤鹏举因皇太后还宫，进钱三万贯，这是在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母韦氏被金人放回，即所谓皇太后回銮盛典的一个小插曲。在民力十分凋敝下的所谓进助”宋高宗居然下诏奖谕说，‘尔治郡可观，裕财有素，归其积馀，有相礼仪。人悉如斯，事安不济！备观诚意，良切叹嘉’。这当然又是奖励臣僚用搜刮得来的大量铜钱，直接向皇帝行贿。”
“宋高宗不是一个东西！”丁云毅不屑地道。
“也许宋高宗的确不是东西，好皇帝则不然。果真如此？宋太祖无论如何算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他严厉惩处不少贪官，却又对大贪官王全斌等曲法包庇。”叶原先笑了笑道：
“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历代都不可能为低官提供优厚的官俸。古代有关养廉的议论和措施，不可胜计。宋朝名相王安石就是一个力主高俸养廉者。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实行变法后，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他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字。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那。”
他重重的发出一声叹息：“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且在官场大都是郁郁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有句话叫‘结党营私’，确大有内涵。盖在官场中，欲营私就必须结党，不结党则不足以营私。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蹿升者，则是贪官。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这正是官场的常态......”
他说到这里也完全的放开了：
“宋朝著名的抗金名将宗泽是元祐六年进士，而奸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进士。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丁云毅听到这里，忽然接口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国家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贪官又哪里还能继续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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