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肃、朱翊钧:“……”
不多几日,皇帝那儿便下旨,对这件事情作出处理。
张居正丧父夺情,是出自上意,非本人所愿,此处不作惩处;
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罔顾上旨,诋毁首辅,不尊座师,罢黜官职,永不录用;
沈懋学其余一干人等,降职留用,但大家都清楚,他们的仕途,除非张居正下台,否则很难再有升迁之日了。
原本的历史上,吴中行与赵用贤将会受到廷杖,其中吴中行因伤势过重被截肢,赵用贤被流放,而沈懋学因为立场不坚定,临阵退缩,与张居正之子攀上关系,而免遭刑罚。
如今,明朝源远流长的光荣传统——廷杖,早在万历三年就明文取消了,所以这几个人的处罚结果,实际上是要轻很多的。
对于廷杖,明朝官员不仅不痛恨,相反还趋之若鹜,因为谁受了廷杖,那就意味着你仗义执言,敢于得罪皇帝,立马名扬天下,哪怕被廷杖死了,也能在史书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何其幸哉!
这些人并不知道历史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所以廷杖虽然取消,但这个处理结果,显然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张居正觉得太便宜他们了,而更多的人认为张居正这是太过霸道,以致于连他的学生都背叛了他。
一方面是首辅的不满,另一方面是都察院那帮言官群情激涌,喊着要为同僚伸冤,换了隆庆帝在位,定会惊慌失措,犹豫不决,能拖就拖,但落在朱翊钧手上,他却采取了截然不同,让众人都大出意料的方式,不退反进。
万历五年十二月,皇帝亲自起草言事十法,改革都察院。
在那之前,都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说白了,就是百官里面,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弹劾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而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纵然御史选拔再严格,也逃脱不了御史变成党争的工具,今天关心皇帝私生活,明天怀疑哪个武将有造反的野心,建设性谈不上,但破坏力往往是强大的。
有鉴于此,朱翊钧明确提出一个概念,非证据确凿不可纠劾,并且将都察院的工作内容分成两大块,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反贪。
明朝官场贪污成风,要反贪,得先立法,过分严厉不行,太放纵也不可,而且,官员俸禄本身就很低,这就连带着要改革官员俸禄制度,现在国库收入增加了,要增加俸禄倒也不难,这是反贪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你不让他们贪,他们连基本生活都没法维持。
为此,朱翊钧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规则,除了提高官员薪俸福利之外,又接受赵肃的建议,规详细划定受贿行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具体标准,反贪的对象,不仅是官员,还包括官员九族之内的亲眷。
其次则是纠正官员作风,这也划定了明确的范围,而非像以往那样捕风捉影,信口开河,包括违反大明律者,苛待百姓者,冒用政绩者等等,都作了具体的分类规定。
左都御史负责反贪的内容,而右都御使负责官员作风。
从今以后,御史言官需要劾之有物,不可风闻言事,如果知法犯法,自然罪加一等。
皇帝这一手玩得实在漂亮,因为此时众人的注意力都被张居正夺情一事吸引了,都察院改革,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浪,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改革,实际上被认为是皇帝对首辅的妥协,导致众人更加将矛头对准张居正,皇帝本人倒没有受到太多的苛责。
其次,这项改革法令,对于法令颁布前的一切行为,既往不咎,也就是说,你以前贪污了多少钱,现在都不追究了,只要你以后遵纪守法,别犯到都察院手里,就不会管你。这自然得到百官一致的称颂和赞誉,认为皇帝陛下宽厚仁慈,虽然他们现在根本料想不到,以后会有多少人因为受贿而落马。
再者,都察院原本分为两京十三道,纠察范围遍及科举、茶马、寻漕、巡关等等,为了谨慎起见,最大限度降低阻力,朱翊钧将此项改革分为三年逐步实行,头一年现在两京地区试行,后面两年逐渐推广全国。
如此一来,几乎悄无声息,就完成了一个要害部门的重大改革。
另一方面,闻道台也渐入佳境,万事开头难,在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风波之后,如今士子们对于在闻道台上时不时出现的惊世骇俗的话,已经是见惯不惊了,对于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宽容度也大了许多,赵肃眼看时机成熟,便让范礼安开始公开露面宣讲。
宣讲的内容自然也由赵肃和王锡爵等人精心挑选好了,只讲天文地理,西方医学,不提上帝耶稣,更不能宣扬宗教,只有等到范礼安完成先前与皇帝的约定之后,才可以正式传教。
范礼安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自然使出浑身解数,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在这些中国人面前倒出来,饶是如此,这些闻所未闻的学说,依旧掀起了不小的热潮。
有赞成的,自然也有反对的,有激进极端,说范礼安意图蛊惑人心,颠覆华夏的人,自然也有竭力拥护,甚至引经据典来证明范礼安学说正确性的士子。
这个说:“自古天圆地方,这厮居然说我们住在一个大圆球上,简直是歪理学说,荒谬之极!”
那个道:“说你孤陋寡闻,还真没冤枉你,汉朝张衡就曾说过,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咱们老祖宗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了,我瞧那泰西人说的,不像是凭空捏造!”
这样的争论和观点,是在范礼安的西学传播过程中最常见的,以至于后世的学者如此写道: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虽然八股文盛行,但脑子却并不僵化,辩论的氛围造就了他们有理没理都要先辩驳一番的坏习惯,同时也赋予了他们足够的思维发散空间。万事皆有可能,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是当时士林最盛行的话。不能不提的是,闻道台的出现,成为后来百家学说争相绽放的一个标志,也许它的最初创立者——赵肃,并没有料到他的一个提议,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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