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晴。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有的只是首都陷落,呼吁国人团结抵抗的文章。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是英国记者田伯烈所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此书要等明年初才开始动笔。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此时应该在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不过同样要到明年才能将胶片偷偷运到美国。
《大公报》战地记者刘君扬,如今已彻底跟外界失去联络。这位记者是周赫煊在天津招聘的,开设分馆时被调往南京,周赫煊多次让他撤离都不听,以致现在生死不明。
周赫煊坐着私人小轮船,强迫自己不去想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内容,绕道朝天门前往中央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
抵达朝天门码头时,正好遇到一艘内迁船只。船上载着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以及赈务委员会的20余名职员,这是第六批内迁重庆的政府机关,国家元首林森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到重庆了。
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机关,以及99%的内迁企业、学校,此时都还在湖北和湖南。
常凯申最初打算把迁都一分为三,即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到洛阳,行政院迁到衡阳。到11月初,他正式召开会议,讨论迁都事宜。
汪兆铭也对此发表了意见,劝林森把中央政府迁到武汉或广州,至于四川则太偏僻,汪先生觉得太不适用了。
常凯申没有接受汪兆铭的建议,他单独与林森商讨,决定把首都直接迁往重庆,最终做出决议如下:“第一,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军事委员会不急着搬走,由老蒋临时决定。第三,各部委机关,打散迁往长沙以南或四川、贵州各地。”
至于企业和学校,常凯申认为应该迁到武汉和宜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学校都云集在武汉、宜昌两地。
直到明年10月,冈村宁次率十万大军向宜昌推进,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这场内迁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和文化元气。
说起宜昌大撤退,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资本家卢作孚。
早在淞沪会战开打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将24艘船只凿沉于江阴下游,以阻拦日本军舰沿江而上,那时杜月笙还主动提出凿他的轮船。至上海、南京陷落,中央政府又在江西组织第二次沉船,前前后后主动凿沉几十艘江轮。
作为民生船运公司的老板,卢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但他拒不执行,认为凿船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自绝后路。结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时,其他船运公司的船只被沉得七七八八,卢作孚的民生船运公司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运力。
宜昌大撤退正值长江枯水期,运载大型设备的船只,以及吨位太大的轮船无法通过三峡。按照当时的运力,那么多物资和人员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卢作孚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只用了不到40天就把人员运完,物资运出超过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卢作孚把剩下的物资全部运完。
而为了全力抢运物资人员,卢作孚在两个月内亏损400万大洋,损失16艘轮船,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但他们却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光是运走的兵工厂设备,每月就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航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在整个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只是军队就运送了共计270多万人。
顺便一提,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时,第一条船运走的是300余名战争孤儿。
有些人虽然没有亲赴战场杀敌,但他们为抗战所作的贡献,是难以衡量且必不可少的。
周赫煊也是如此,他在四川开设的工厂,至今已有十二家正式投产,预计未来半年内,还有至少十家工厂能运转起来。这些工厂将为战时的中国,源源不断提供后勤物资,并一定程度的解决民生问题。
周赫煊甚至弄出了一家手榴弹厂,专门制造“七人背”和简易手榴弹,这些“七人背”将卖去广大的敌后战场。
别的不说,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购买了大量的简易手榴弹,威力虽不大,却胜在数量众多。
川军实在穷啊,周赫煊当年虽然帮刘湘弄来步枪生产线。但在财政崩溃的情况下,步枪工厂时常停工,生产出的步枪大部分都卖给贵州的军阀赚外快,就这样都还拖欠着川军将士无数军饷。
而随着前后几批政府机关迁来重庆,周赫煊兴建的花园别墅和高档公寓卖得很火。都是大官嘛,必须住得体面一点,花钱再多也是值得的。
现在只是开始,等到明年宜昌大撤退以后,周赫煊的生意才会迎来新的高峰。
至于周赫煊去年投资的油墨油漆厂,此时已经占据四川地区70%以上的市场。在四川民众抵制日货的口号下,几家日本油墨油漆企业销量锐减,若非日货便宜,恐怕就要直接倒闭了。
抗战期间,民族资本家们大打爱国牌,比如香烟就出现了这些品牌:七七、卢沟桥、正气、富强、国防、光复、胜利、强国、武装、醒狮等等。香烟包装往往印着飞机大炮和士兵形象,不知道的还以为卖的是军火。
说起来很搞笑,美国虽然持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但美国民间却在1938年底掀起了抵制日货活动。
这跟胡适等人在美国的宣传有关系,随着美国民众对远东局势认识深入,并知道了日军的残暴(南京大屠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抗战。
美国企业主趁机推波助澜,引导舆论打击日本商品,导致美国民间抵制日货的风潮愈演愈烈。
至1939年春,美国民众正式向议会施压,要求禁止对日本输送物资。这个风潮在1939年6月达到顶峰,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成为美国舆论主流,迫使美国政府在7月份废除美日贸易协定,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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